Arguments of American Scholars on "The ImpactofWW Ⅱ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West"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西部经济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战时动员促进西部摆脱了在全国经济中的落后地位。1973年美国新墨西哥大学教授杰拉尔德·纳什在史学界率先提出了二战是美国西部进步转折点的看法。此后他又在一系列论文与专著中深入探讨了二战对西部社会经济进步的影响。同时，美国学术界围绕这一问题也不断提出不一样的怎么看。概括起来讲，美国学术界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基本问题上：一是西部经济在战时迅猛进步的动力问题；二是战后西部的经济地位问题。
The Second World War hadafar —reachingimpactonthe economicdevelopmentoftheAmericanwest.The federal government’s mobilization activities releasedtheWestoff the underdeveloped situation.In 1973, a well —known professor from th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Gerald D.Nash argued that WW Ⅱ was the turning point of theAmericanWestinthe20th century.In the following years,Nash explored the WW Ⅱimpact on the wester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aseriesof influnetial stupes.But still others hold pfferent viewsand think that WWⅡ merely acceleratedexistingeconomictrends .In summary,the debates focus ontwopoints: theengineof the wartime economic boom and the postwar economicstatusof the wes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ation.


“美国西部”是一个时间性非常强的定义，在不一样的历史时期代表不一样的空间范围。就20世纪而言，依据美国联邦人口统计署的地区划分法，西部包含华盛顿、俄勒冈、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犹他、亚利桑那、新墨西哥、科罗拉多、怀俄明、爱达荷、蒙大拿，共11州；另外还有一种容易见到的划分法，觉得西经100度以西的17州（除上述11州外， 还有北达科他、南达科他、内布拉斯加、堪萨斯、俄克拉何马、得克萨斯6 州）是西部区域［1］。本文使用后一种划分法。
美国著名新闻记者伯纳德·德沃托（Bernard Devoto）作为20世纪西部进步的见证人，曾为《星期六文学评论》（SaturdayReviewofLiterature）和《哈帕月刊》（Harper’s Monthly Magazine）等杂志写作有关现代西部的主题论文达20年之久，真实地记录了西部进步经历。他的文字丰富了现代西部的历史写作，更提出了理解不同时期西部进步特点的定义。1934年德沃托在《哈帕月刊》上发表了题为“西部，一个被劫掠的省份”的文章，其中讲解了一个基本思想：在经济关系上，美国东部劫掠并控制了西部，西部成为东部的殖民地［2］。 这一提法非常快时尚起来，“被劫掠的省份”（Plundered Province）成为30、40年代讲解美国东西部关系时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组。1944—1947年间，德沃托仍在为《哈帕月刊》写作专栏文章，且愈加关注西部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西部经济的将来进步等问题。1946年他在一篇论文中写道：“战争工业已经给西部带来了较之以前更大、更广泛的兴盛。而且在战时，一场根本性的革命发生了，西部的动力和工业进步已经在全国经济中形成了一种结构性变化……假如说已经发生的变化是革命性的，那些已经规划并注定要推行的就更为革命性了……”［3 ］德沃托再领风气之先，特别看重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西部经济进步的影响。在近三十年后，西部史学家才开始较为系统地研究二战对美国西部经济进步的影响。1973年新墨西哥大学杰拉尔德·纳什（Gerald D.Nash ）完成了一部开创性的西部史著作——《20世纪美国西部——城市绿洲简史》（The American Wes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AShortHistoryof an Urban Oasis）。该书把20 世纪美国西部史划分为两个大的时期，即殖民地时期（1898—1941年）和先导（pacesetting ）时期（1941—1971年），明确提出二战是20世纪西部进步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此后纳什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与专著，集中讲解了二战对西部所起的转折性用途。 其中以《美国西部的转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TheAmerican WestTransformed:The Impact of the Second WorldWar）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与西部：重塑经济》（World War ⅡandtheWest:Reshaping the Economy）最具代表性。在这类著作中，纳什论述了20世纪西部进步的阶段性，强调二战对西部进步的转折性影响。纳什的论断影响了几代美国西部史学者，成为讲解二战与西部进步关系的经典之说，被称之为“纳什论题”（Nash Thesis ）或“转折假说”（Transformation Hypothesis ）。当然，在美国史学界，关于二战对西部进步的影响这一问题，亦陆续提出不一样的看法。比如，北卡罗莱那大学的罗杰·洛特钦（Roger W.Lotchin）在《城堡化的加州，1910 —1961：从战事州到福利州》一书中就提出了二战对美国西部的影响是一种“演进而非革命”［4］的看法，成为与纳什对立看法的代表人物。 同年美国西部史掌握在纽黑文会议上专门就纳什的“转折假说”进行了讨论；1994年8月《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发表特辑，共发表五篇以加州城市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就“转折假说”展开讨论。就二战对西部经济进步的影响而言，美国学术界的建议分歧是围绕两大基本问题展开的：一是战时西部经济进步的动力问题；二是战后西部的经济地位问题。本文拟结合这两个基本问题评价一下有关争论的状况。
1、战时西部经济进步的动力问题
二战期间美国西部经济历程了巨大进步，这是美国史学界公认的基本事实。问题在于，这种巨大进步的根本驱动力是什么？是二战这一特殊历史事件的外在推进力，还是区域经济具备的自己进步动力？
杰拉尔德·纳什所持的是第一种看法。他觉得二战期间联邦政府大规模的防务开支是西部经济进步的主要驱动力。1940—1945年间，联邦政府通过政府采购合同、军事设施互联网、联邦拥有与运营的科学设施、联邦军事及文职职员薪金等途径，在西部共投入资金约400亿USD。 通过这类资金西部进步了已有些制造业，创建了铝、镁、合成橡胶业，并由此推进了航空航天、电子等技术导向经济的进步。同时，重塑经济的努力还带动了新定居者的涌入，刺激了服务业与金融机构的扩展［5 ］（P1—3）。简言之， 二战期间的联邦防务开支能够帮助西部产业结构的调整、健全与升级。正如纳什所言：“正当西部人争取追赶其他区域时，他们发现战时联邦防务开支提供了他们几十年来所缺少的资金。”“二战所释放出的能量激起了巨大的变化，战后西部拥有了更发达、更多元化的经济。”［5］（P1—2）纳什在强调联邦开支是战时西部经济扩展的主要驱动力的同时，也不不承认私人企业有哪些用途，只是在纳什看来，私人企业只不过“承担了多数的实质工作”［5］（P4）。
持后一种看法的学者以加州城市区域经济进步为考虑研究对象，觉得二战前夕加州已拥有了经济进步的内在动力，战时经济扩展是打造在该州以往经济收获的基础之上的。至于纳什强调二战对西部的转折性用途则是“很大地夸大了加州进步经历的不连续性，而低估了其连续性”［6］。
洛特钦研究了加州人口增长情况，觉得二战期间加州人口增长与联邦防务开支之间并没有明显联系。他第一剖析了二战期间美国不同区域防务开支和人口增长的状况，结果发现中央北部（North Central ）诸州防务开支无论绝对值还是人均计算方面都高于西部，而其人口并没出现转折性增长，只有适度的增长，有时还出现停滞甚至负增长的状况。战时人口增长最多的，是那些大萧条期间就已经有积极增长的地方（如加州）［7］。再从加州本身人口增长曲线来看， 二战期间的人口巨增，并非加州人口增长史上的创纪录的最高值。以10年为期进行比较，本世纪70年代以前加州人口增长高峰出目前20年代［7］（P408—411）。
北卡罗莱那大学经济系的保罗·罗德（Paul.Rhode）剖析了加州制造业进步的状况，觉得从各种主要经济指标来看，1940年的加州城市区域的工业化已达到相当水平，拥有了经济进步的内在动力，这才是战时联邦政府在加州投入很多防务资金的首要条件基础。罗德特别以加州飞机制造业和造船业的进步为例，论证了他的看法。罗德指出，飞机制造业一般被视为一种军事驱动的工业，然而太平洋沿岸飞机制造业领导地位的获得从根本上说是来自于技术突破。此种突破早在30年代初期就已经达成，到1939年太平洋沿岸诸州已成为美国飞机制造业中心，仅加利福尼亚一州就雇用了该行业全国近一半的工人。战前加州在美国飞机制造业中的领导地位，正是联邦政府在加州投入巨额防务开支的要紧基础。所以罗德说，加州飞机制造业的“扩张是加州战前居于领导地位的结果，并不是是战时军方对该州特别偏爱的结果”［6］（P373）。 为进一步论证这一看法，罗德还介绍了二战期间美国军方对飞机制造业进行重新布局的状况：在战争动员初期，军方生产权威出于国家安全和工业密集的考虑，期望对飞机制造业进行重新布局，在西部内陆区域建设新工厂。但因为策略需要紧急，最后不能不在具备生产与管理优势的加州增加生产能力。伴随战时生产的进步，军方在一定量上达成了飞机生产的重新布局，加州的飞机生产份额也相应地缩减，1941年占全国产量的50％以上，而到1945年却降至25％。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凭着管理和技术方面的善于和优势，加州飞机公司仍在飞机制造业中发挥了要紧用途：假如以管理公司总部所在地而不是以实质生产地为考虑标准，战时加州管理了飞机制造业中约一半的员工。1943—1944年生产高峰期过后，全国飞机制造业就业人数飞速降低，而恰在此时，加州这一行业在全国就业人数中的份额却相对增长［6］（P382—383）。通过上述剖析，罗德想证明的是，战时联邦防务开支不只不是加州扩展的基础，相反，还一度因军方倡导分散工业布局而削弱了加州的优势地位。换言之，罗德要证明加州经济进步靠的是自己内在的动力，从而也就削弱了战时联邦防务开支的刺激用途。
怎么样评价洛特钦与罗德的看法呢？第一应一定他们用翔实的资料、数据，客观地反映了加州战争前后的经济状况及战时经济在加州经济进步史中的地位。但从罗德对加州飞机制造业在二战期间进步状况的剖析中，可以看到以军方为代表的联邦政府有在西部对制造业重新布局的愿望，并且在策略需要相对缓解的状况下确实进行了重新布局。这种重新布局事实上就是联邦政府借助战时动员这一特殊历史事件，找到了在相对欠发达区域直接投资开发的机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私人资本不愿或无力承担在落后区域大规模兴办制造业，尤其是新兴产业的风险，再加上当时自由放纵的传统经济思想仍束缚政府干涉社会经济生活的能力，因此和平常期政府不大可能直接投资于某一区域的生产范围。在这种背景下，战争这一国家紧急局势能够帮助联邦政府投资于相对欠发达区域，解决了西部经济进步的资金问题，客观上起到了推进该区域进步有哪些用途。
关于战时联邦政府防务开支对西部相对欠发达区域经济进步的推进用途，犹他州的战时历程提供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例证。犹他史学家托马斯·亚历山大（Thomas G.Alexander ）和列奥纳德·阿灵顿（Leonard J.Arrington）对犹他州战时防务设施的经济社会干扰有过详细的剖析，其中对雷明顿兵工厂（Remington Arms Plant）这一联邦小型兵工厂打造、运转及战后处置的个案研究，明确地显示了联邦防务开支对相对欠发达区域工业进步有哪些用途。作者觉得犹他州战时很多军事设施的打造，其直接影响是增加了就业，提升了薪资水平，为当地企业提供了商业机会。它们的打造对犹他州的长远影响则更为突出。仅以雷明顿兵工厂为例，战时它借助联邦政府资金培训了大约15000犹他工人， 技术培训增加了犹他技术职员的数目，从而提升了劳动者素质。另外，通过战后对剩余生产能力和剩余物资的特殊处置，很多的联邦资金转移为地方资金。以1900万USD建设的雷明顿兵工厂，仅以不足其造价9％的价钱供应； 通过这座兵工厂，联邦政府又将价值两亿USD的战争剩余物资以本钱价的大约20％处置给商人、退伍军人、地方政府和非盈利组织。总而言之，战时防务开支“创造了一个犹别人在战后可资借助的货物、企业工厂和技术的储备”［8］。
二战前后的犹他是与加州经济进步程度、进步种类完全不一样的州。犹他是一个相对欠发达的、人均收入历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偏远的内陆小州，而加州是一个工业相对发达的、富裕的沿海大州。正如上述学者剖析所反映的，二战对这两个州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纳什所考察的西部区域恰恰就包含了上述两种进步程度不一样的经济种类。而且当时大部分西部州是前者的经济种类，就整体而言西部是一个相对欠发达区域。1940年西部各州拥有全国20.4％的人口，但它们只占全国制造业增值的10.7％［9］（P20）。诚如罗德所言，1940年加州的收入与人口达到或超出西部其他各州的总和，二战期间各种与军事有关的活动，尤其是飞机生产和造船又都集中于加州的城市区域［6］（P3）， 但加州却不可以代表整个西部。尽管罗德、洛特钦等学者对加州的剖析是符合实质的，但不足以驳倒以整个西部为考察对象的纳什的论点。事实上假如以西部为整体考察的话，1940—1945年间，西部各州得到的战斗装备合同额占全国的20.5％，联邦资助的战时工业设施工程占全国的40.4％，都远远高于其现有工业能力所应得的比率额［9］（P21）。显然联邦防务开支分配给西部各州的份额，不是只考虑其已有些工业能力或基础，而是更多地考虑其他原因，如“地点及提供给军事基地、造船厂和机场活动空间的广阔空间与为初级金属生产提供电力的区域资源”［ 9］（P20 ）。对不同区域尤其是进步程度不一样的区域进行考察势必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因此，不可以以对加州这个局部的研究视为西部整体的状况。
战时西部经济进步是靠“外力推进”还是因为“历史连续性”，这两者说法哪一种更具说服力？美国女学者波士顿学院的玛丽莱恩.S. 约翰森（Marilynn S.Johnson）曾针对这场争论有过如下论断：这种争论好似多数历史争论一样，让人为地两极化了……历史上极少有完全史无前例的事件；战争的影响和其他很多剧变事件都发生在预先确立的社会体制之中，并一般加大了长期存在的历史趋势。其次，战争一般很大地加快了社会变化的节奏，产生了能于潜在地改变近况的紧急状况［10］（P315—316）。本着这种怎么看， 第一即便是对西部相对欠发达区域而言，联邦防务开支所推进的经济进步至少是打造在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电力等）已初具规模，拥有了经济起飞的首要条件条件的基础之上的。第二即便是对加州城市区域而言，二战有哪些用途仍可称之为转折性的：1939—1944年间，加州制造业产值从179.8万USD增加到1014.1 万USD，增加了270％；制造业就业人数从1939年27.1万多人增至53 万多人，增加了95％。［11］（P26）正如加州埃尔·卡米诺学院（ ElCaminoCollege）的阿瑟.G.维吉（Arthur G.Verge）对二战与洛杉矶进步之间的关系所做的概括：尽管战争确实是在很大地加大业已运转的几股社会经济力量，……但二战也带来了一个新的、根本不一样的、较之没战争而进步的洛杉矶、在经济上更为强大的洛杉矶。”［12］
2、战后西部的经济地位问题
关于战后西部经济地位，纳什的结论是：二战使西部经济地位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即由具备殖民地经济特点的阶段转变为全国经济的先导（pacesetter）。他一般的表述是：1940年西部经济作为工业东部和中西部的原材料出口者，仍旧以殖民地原因为特点。但在1945年，经过战争时期的西部拥有一个发达的制造业体系、一个忙乱的服务业经济、一批航空、电子及科学导向的工业，科学导向的工业预示了经济进步的新阶段——后工业经济的崛起。在四年间，战争使一个落后的殖民区域转变为国家经济的先导。战争所创造的经济种类主导了下一个30年的西部经济［5］。
纳什强调战争加快了西部各地的科学活动。以波音公司战时在飞机制造业中的研究开发为例：波音公司打造了专门的研究设施和研究小组，投入更多精力从事研究开发。假如1941年该公司花在研究开发上的时间为100，1942年为212，1943年达到了470，1944年则高达840［5 ］（P87）。同时它还推进了华盛顿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的进步， 这就在西部开始了产、学、研的刚开始结合。除此之外，南加州的航空医学、核分裂转变、潜艇侦察研究。西南部的核链反应、火箭、航空防火器研究开发与曼哈顿原子弹制造计划，犹他州的生化研究等［5］（P6—7），这类二战期间打造和进步起来的研究开发项目，其长远影响是使“美国科学人才的重点西移”，在1945年为西部留下了一个一定要对民间经济产生影响的新科学复合体［5］。所以纳什说， 新近制定的科学与工程行动计划目前给予西部一把“利刃”，将使西部在战后数十年成为一个经济先导［5］（P2）。
针对纳什关于美国西部“经济先导”地位的提法，洛特钦等持有不认可见，觉得二战并没改变美国区域间工业平衡，战争结束时的西部既非全国经济的先导，也没迹象显示它正在成为经济先导［7 ］（P407）。
洛特钦第一从区域间横向比较入手，依据二战前后加州及西部其他州在全国经济中的相对地方变化状况，论证西部在战争结束时并不是经济先导。他以制造业就业人数的变化为例，指出经过战争，西部大部分州的制造业就业人数与人口的比率绝对增长显著，高于东部；但从全国排序来看，相对地方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仍是落后区域。（见下表）
美国各州人口与制造业职位比率（1939年，1947年）

人口与制造业职位比 全国排名
州别1939年1947年1939年1947年
罗德艾兰6.76.21 2
康涅狄格7.36.12 1
……… ………
俄勒冈19.016.52921
华盛顿21.019.32226
加利福尼亚25.519.96 2627
科罗拉多48.030.03432
犹他48.434.53537
得克萨斯51.331.93634
爱达荷53.340.33739
堪萨斯58.232.13835
蒙大拿63.543.44041
内布拉斯加71.535.54138
怀俄明74.967.84243
俄克拉何马84.550.44342
亚利桑那84.576.14444
内华达108.3156.14648
南达科他118.6 81.04746
新墨西哥165.3107.34847
北达科他246.0162.08 4949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人口统计署，《制造业调查：1947年》第三卷：《各州统计》，华盛顿特区，1950年，1～638页。转引自罗杰·洛特钦，“加州城市与飓风之变：二战在旧金山、洛杉矶和圣迭哥大都市区”，《太平洋历史评论》，第63卷，1994年8月，第404页，405页。
第二，洛特钦觉得从最近工业进步前景来看，西部也没成为全国经济先导的征兆。洛特钦借助的论据是1946年（全方位和平的第一年，战争合同已取消或正在取消，和平建设重新开始）美国国内新工厂和工业设施的投资状况。该年加州人均投资额坐落于全国第17位，仅等于第 1位的印第安纳州的一半左右。其余西部州中，除俄勒冈（第15位）、得克萨斯（第16位）、怀俄明（第20位）、华盛顿（第21位）外，均位居第32位到最后一位［7］（P405—406）。
评价上述两种看法，第一应明确“经济先导”的涵义。它既可指称经济进步的状况、收获，也可以指称一种经济趋势、经济时尚。从上文的介绍中可以看出，纳什更多强调“经济先导”预示了经济发展势头。洛特钦的反驳看着非常全方位，他从状况和趋势两方面同时否定了“经济先导”说，洛特钦先将“经济先导”地位视为一种经济状况，并证明从这一角度讲，战争结束后西部并不是全国经济的先导，他的论据也非常有力。紧接着洛特钦又指出，即便从进步前景来看，西部也没成为经济先导的征兆。为何同样是考虑经济发展势头，洛特钦会得出与纳什不一样的结论呢？问题在于他们选择了不一样的生产要点来衡量经济进步的趋势。洛特钦从资本投入的角度，觉得战后初期西部没成为先导的征兆。纳什则选择了科技革新和产业升级等原因，觉得“科学导向的工业预示了经济进步的新阶段”，“战争所创造的经济种类主导了下一个30年的西部经济”［5］。
那样到底哪一种生产要点最能代表经济进步的前途呢？早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界在此问题上就已基本形成共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有哪些用途率先超越了资本等其他要点。科技进步不只能够帮助推进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且现代经济增长已不是单纯的经济总量增长，它是包含科技进步、产业升级等原因在内的系统工程。二战期间联邦政府在西部的有关活动能够帮助西部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从而使西部代表了美国经济进步的新方向。波特兰州立大学城市研究与规划系主任、美国城市史研究会主席卡尔·艾博特对此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二战作为西部与过去决裂的重要程度，次于它引发西部将来的重要程度，它奠定了西部城市在美国第四个工业进步的长周期（注：美国第四个工业进步长周期的提法来源于于经济学中的“康德拉捷夫周期理论”，后由约瑟夫·熊彼特吸收到他的“革新周期论”中，将长周期称之为“康德拉捷夫周期”，并用他的“革新”理论加以讲解。该理论觉得自18世纪以来，世界经济进步已历程了四次长周期，第四次的起点是20世纪30、40年代，结束时间为90年代初。）中发挥领导用途的基础。”［9］（P39—40）第四次长周期进步的动力源于西部城市，“包含较早的革新被大规模推向市场……，与电子、电信和航空航天方面一连串革新创造。当然，西部城市在这类工业中居领先地位均由二战使然。”［9］（P39—40）美国学者迈纽尔·卡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 ）曾依据一些实证研究总结出一个区域吸引高技术产业的五点特点，其中两点恰与二战对西部的影响相符合：（1 ）由于高技术产业是以科学为基础和常识密集型的，它们需要与要紧的大学和研究单位有密切联系，并接近技术和科学职员储备。（2）因为对政府市场，尤其是对军事和空间项目（特别60 年代末）的依靠，高技术活动倾向于聚集在军方打造了试验地址的区域［13］（P13）。
到70年代， 西部高技术产业在美国领先的地位已经相当明显。 据1983年的一项统计表明，1972～1977年间，美国高技术范围领先的十个城市依次为圣何塞（硅谷）、阿纳海姆、休斯敦、圣迭哥、波士顿、达拉斯、沃切斯特、俄克拉何马城、莱克兰和菲尼克斯［13］（P34 ）。其中只有3个城市在西部以外。可见， 从科技优势将引发新的经济年代的角度出发，二战后的西部确可称之为“经济先导”。
以上就西部战时经济扩展的动力和战后经济地位两个方面评介了围绕纳什“转折假说”出现的一些争论。迄今为止纳什的看法仍有待进一步的证明。尽管这样，纳什作为该范围研究的发展者，仍然遭到广泛的尊重，其论著依旧产生着广泛的影响。而围绕纳什看法展开的争论势必不断深化大家对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对20世纪美国西部进步等问题的研究和认识。
［收稿日期］1999—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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